一、从一本书说起
清末英国伦敦出版了一本由勃郎氏(Edim.A.Br0wne)撰写的《茶》，书中写道：“印度亚萨是茶的原产地，非原产中国，但是发现亚萨的野生树还是19世纪初。在中国并没有野生茶树的发现，而且古书中主张茶树源白于中国的，从来没有这一种的记载，这是印度说最有力的证据了。那中国种是亚萨种茶树的变种，这是植物学上所主张的。”勃郎氏的观点是：印度是茶树的原产地，否认茶树原产于中国c勃郎氏可谓孤陋寡闻，其观点缺乏植物学、生态学的依据和科学实践，经不起任何推敲。殊不知，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早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有关于茶的记载。至今在中国的云南、四川、贵州一带，仍然生长着许多野生大茶树，树龄最高的达2700多年。汉代茶叶开始传人日本，隋唐时大批日本僧人回国时带走了中国茶种，宋代日本茶道形成。约在17世纪中期，中国茶种开始在东南亚各国种植，逐渐扩大规模。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才从中国引进茶籽到印度试种，19世纪又是在英国人的协助下，印度茶树种植的研究和推广得以继续，并逐渐发展成产业。中国的云南与印度接壤，印度茶树的原生种可能是从云南直接传人或经海路传播的。仅安溪境内屡次发现的野生古茶树群，有的树龄在1200年以上，比勃郎氏提到的印度在亚萨发现的野生茶树要早六七百年。因此，作为中国人了解中国的茶历史、宣传中华茶文化，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意义。
在中国古代史料中茶的名称很多，历经变异，如荼、诧、芥、桢、苦荼、茗、皋卢、茶等。随着茶事的发展，至唐代中期，从一字多义的“荼”中逐渐衍生出“茶”字，自陆羽《茶经》之后，“茶”字的字形、字音、字义一直沿用至今。茶从最早的药物发展到日常的饮料，经历了几个历史时期：
(1)神农时代一春秋前期，荼(茶)除了作为一种能医治百病的神药，也常常被视为一种神赐的仙品用于祭祀，周朝设有专员“掌荼”，在邦国举行丧礼大事时，荼是必不可少的祭品。
(2)春秋后期一两汉，除了发展为药用外，还作为菜食，并开始作为饮料。
(3)西汉后期一三国时代，为宫廷的高级饮料，以及上层社会王公贵族享用的珍稀饮品，以茶代酒开始出现。
(4)西晋一隋朝，两晋南北朝时，人们以茶养廉，追求“清谈”，对抗当时的奢靡之风，士大夫阶层流行以茶待客，标榜高洁与俭朴。文人相聚，则把茶当做吟诗作赋时不可或缺的饮品；僧人、道士更是把饮茶作为修身养性之道。这些人的饮茶喜好，客观上促动了茶的推广，使之慢慢成为普通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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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唐宋以后，由于朝廷贡茶的出现，刺激了茶叶生产的发展，无论是茶叶的加T技术、生产规模、饮茶风尚，还是品饮艺术等都有很大的发展，茶叶成为人们生活必需品。泉州地区早在晋朝已有种茶的历史记载，南安丰州九日山莲花峰上至今仍存有“莲花荼襟太元丙子”石刻。太元丙子(376年)为东晋孝武帝司马曜的年号，这是福建最早有关茶的题刻，弥足珍贵。
二、移民到来
安溪植茶至迟始于唐代安溪产茶历史悠久，然追溯其茶史，唐代中叶之前无考。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西晋末年为躲避战乱，出现了第一次大批中原农民和丧失权势的士族地主纷纷南迁入闽的移民潮。乾隆《福州府志》卷七五《外纪》引《九国志》记载：“永嘉二年(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畏难怀居，无复北向。”据安溪族谱资料显示，西晋年间约公元300年前后，邱氏始祖已经迁居晋安郡坑园(今长坑山格)。中原移民带来了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在新开垦的土地上播撒从中原带来的各种种子，从而改变了闽越人火耕水耨的半原始粗耕状态。移民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也促进了茶的传播。这时，茶种是否已经传到了安溪，尚未有文献或遗存佐证，但毋庸置疑的是，此次中原人大规模南迁是包括安溪在内的闽南地区发展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第二次较大规模北方汉人人闽，发生在唐末五代战乱和王潮、王审知率兵据闽时期。这一时期，新移民以及部分居住在泉州、漳州的旧移民，如刘、林、周、廖、詹、王、吴、安等姓氏相继来到安溪，定居繁衍，其中不乏文人墨客和寺僧道士。此前，紫云黄氏一世祖黄克纲于垂拱二年(686年)自武荣州(今泉州)迁入安溪定居，陈氏也于天宝年问(742—756年)自漳州迁居安溪。移民不仅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技术，也带来了中原人的生活习惯，而饮茶便是其中之一。中唐以后，饮茶之风在中原一带已十分流行，并日渐成为一种风俗。“茶圣”陆羽撰写的世界首部茶书《茶经》(780年)也在这个时期刊印出版，影响至深。饮茶几近普及，而随着众多中原移民的南迁，茶文化直接被移植到了安溪。
从历史名人留下的诗文和古迹看，安溪制茶最迟在唐末已然有之。唐末流寓南安丰州的翰林学士、诗人韩偓《信笔》诗日：“柳密藏烟易，松长见日多。石崖觅芝叟，乡俗采茶歌。”采茶歌成为一种“乡俗”，绝非短时间可以形成。韩偓(844～923年)与小溪场场监廖俨是好友，归隐期间频繁互访，时安溪仍由南安管辖。“受龙安岩悟长老惠茶，作此代简：泼乳浮华满盏倾，余香绕齿袭人清。宿醒未解惊窗午，战退睡魔不用兵。”这是开先县令詹敦仁在一次接受龙安岩悟长老惠茶时留下的一首诗；他还与名僧释宏道(号介庵)共同赏月待茶。而始建于唐末的名刹阆苑岩，历史上曾以白茶闻名，其大门两侧镌刻着一副有关茶的对联：“白茶特产推无价，石笋孤峰别有天。”上述都是安溪茶史始于唐代之例证。唐代安溪的种茶、制茶与饮茶之始，与朝廷官府对道教、佛教的大加扶持提倡，以及文人隐士、佛道僧侣的推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据方志载，唐五代时，安溪佛教寺院有光相院、宗教院、智度院、隐静院、解空院、超化院、鹫台院、万寿院、三惠院、清禅院、禅惠院、定慈院、永福院、上乘院、契真院、常安院、定明院、福岩院、灵像院、演法院、宣梵院、感化院、般若院、隆寿院、栖真院、福海院、百法院、净坛院、惠岩院、佛惠院、净社院、惠林院、法轮院、觉苑院、净果院、普陀岩、阆苑岩、龙安岩等，道教庙观有城隍庙、灵著庙等，这些寺庵庙观多有种茶品茶的习俗。寺僧学禅打坐，晚问不食不睡，茶既能解渴又能破睡，因此特别受到僧人的欢迎。中国自古就有“名山有名寺，名寺驻名僧，名僧植名茶”，“寺僧人人善品茶”之说，古时寺庙都有一定数量的地产，它种植、生产、研制、品饮茶叶，其行为对民间影响深远。同样，由于茶有提神勖恩的功效.唐代科举制度的施行也。对饮茶风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1957年，福建省茶叶科学研究所的专家们在安溪县蓝田乡福鼎山首次发现野生茶树。之后，又在蓝田乡企山、剑斗镇水头拔山、官桥镇犀山及西坪、福前、祥华等地密林中发现野生古茶树群。其中，1961年在剑斗镇水头拔山发现的最大野生古茶树，树高6.5米，胸径0.58米，树幅3.2米，树龄达1200多年，堪称“千年稀世活化石”。这些野生古茶树的发现，更是安溪茶叶起始于唐代的实证。
三、从寺院到民间：宋元安溪制茶的兴起
宋时，茶树种植已经普及泉州各县，从沿海丘陵到内陆山地，都有不少茶园，所产茶叶既多且佳。安溪是主要的产茶区，宋初，黄夷简(935—1011年)在《山居》诗中盛赞安溪茶叶“宿雨一番蔬甲嫩，春山几焙茗旗香”。据《清水岩志》载，该岩“鬼崆口有宋植二三株，其味尤香，其功益大，饮之，不觉两腋风生。倘遇陆羽，将以补《茶经》焉”。而位于安溪驷马山的圣泉岩，当时有一俗姓裴的高僧广为植茶，并向乡人传授植茶技艺。因此史志有“茶名于清水，又名于圣泉”之记载。宋代的安溪无论是寺庙还是农家都已普遍产茶了，并能对茶叶品质进行鉴别、评价和比较，其制茶、饮茶已有了一定水平。宋代安溪茶叶种植规模不断扩大，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实现的。
其一，朝廷对茶利极为重视，从种植、加工到流通各个环节都加以干预，深刻地影响了茶业的发展。这一时期茶叶作为重要的经济作物，迅速发展起来，宋代植茶面积与陆羽记载的唐代植茶面积相比，扩大了两三倍。朝廷对大部分茶区实行榷茶制，主要有“官营官收”和“民营官榷”两种管理方式，福建实行民营官榷，即官府设有买茶场，负责向茶户买茶，然后将茶运到指定的榷货务交货。凡种茶制茶的民户都称“园户”或“茶户”，生产的茶叶除一部分当做茶园的租税(折税茶)缴纳朝廷外，其余部分也悉数卖给榷货务，不得私自出售或藏匿不卖。宋初的榷茶制度存在不合理，一度影响了茶户的生产积极性，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改行通商法，朝廷退出对茶叶经营的一切干预，规定茶户交了“租钱”就可以自由买卖(除福建腊茶还维持禁榷制度外)。宋徽宗年问(1101—1125年)，为了扩大朝廷的财政收入，又陆续开始变更茶法，政和二年(1112年)确定新的茶法：“茶法自政和以来，官不置场，收卖亦不定价，只许茶商赴官买引，就园户从便交易，依引内合贩之数，赴合同场秤发。至于今不易，公私便之。”其核心是在加强对茶户产茶监督的基础上，允许茶商与茶农直接交易，但茶商事先需到官方指定的机构出钱购买批发和零售茶叶的准许证，称作“茶引”，它是围家以垄断者的身份对于茶叶批发经营征收的介于垄断利润和手续费之间的一种费用。政府对茶利的高度重视，客观上促进了泉州地区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展。离泉州城不远的丰州九日山，宋初已盛产茶叶，尤以莲花峰的“石亭绿”最有名，至今莲花峰石亭寺碑刻上还有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泉州郡守高惠连的“岩缝茶香”。
其二，从宋代开始，统治阶层的嗜茶最终推动了贡茶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徽宗皇帝为此还撰写了极具专业水准的茶书《大观茶论》，可见宋代茶文化的兴盛。风行的斗茶将一种近乎游戏的饮茶方式推升至全民性的饮茶习惯，上行下效，愈演愈烈。尤其是赵宋南外宗子迁入泉州，大批皇亲国戚定居于此，带来了包括斗茶消遣在内的奢侈娱乐方式。与此同时，为避战火，许多中原人移民到东南沿海一带，他们对泉州地区社会生活有相当的影响，同时推动了茶叶生产。为适应当时人们的饮茶，安溪桂瑶乡的桂窑以及邻近各县的窑场生产了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供斗茶或日常品饮使用的青釉瓷、青白瓷茶盏和茶壶，它们与闽北建阳斗茶用的黑釉瓷茶盏形成鲜明对比，是宋代福建南北两地斗茶的典型代表。据历次考古调查，从安溪县境内50多处宋元时期的古遗址、古窑址和古墓葬中，出土了一批与茶有关的器物造型，其中有泡茶、饮茶用的茶壶、茶盏等，反映出当时当地饮茶的流行。宋代蔚然成风的饮茶，极大地刺激了安溪茶产业的初步形成。文献资料虽然未见关于泉州地区茶叶交易的记载，但作为当时中国最繁华、最有影响力的贸易经济区，可以想象其交易和斗茶是怎样的一个场景。
其三，两宋时期，泉州的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各种手工业蓬勃发展，为海外贸易提供了丰富的外销商品，海外交通更加繁荣。泉州港是国内外进出口商品最大的集散中心和中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港口之一。研究表明，最迟在北宋，泉州地区的茶叶便已开始外销，如皇祜时(1049—1054年)晋江县南部的大宅诸村广植茶树，产品曾运销两粤及交趾(即广东、越南一带)。《宋会要辑稿》记载：“国家置市舶司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彼之所阙者，丝、瓷、茗、醴之属，皆所愿得。”至南宋，泉州地区生产的茶叶与瓷器、丝绸、酒等，同为海外各国渴望获得的重要出口商品。宋代贡茶制度和工艺的不断发展以及帝王和上流阶层的投入，渐渐取代了唐代由文士茶人与僧人主导茶文化的局面，民间茶风更加普及，茶坊、茶肆的大量出现使茶开始走向世俗，形成了有关茶的礼仪。这种具有精神上象征意义的礼仪，随后在上层人家的婚嫁中也引入茶仪，且流人民间婚俗。元代茶叶生产和茶法均承袭南宋格局并有所发展。此时泉州的对外贸易步人巅峰时期，茶叶生产和出口增加。相传宋末元初，江西弋阳谢枋得为避出仕，隐姓埋名，潜居安溪感德教书，竭力倡导垦荒植茶。种茶使村民改善了生活，民众感恩戴德，尊其为茶神、茶王公，作为本地境主崇祀，这一民间信仰延续至今。宋末元初，阿拉伯后裔蒲寿宬《心泉学诗稿》中有多首咏茶赞泉诗，如《登北山真武观试泉》《西岩》《约赵委顺北山试泉》以及《赠老溪孚上人》，其中不乏佳句，如‘蹇驴破帽出近郭，裹茶汲井手自煎；泉鲜水活别无法，瓯中沸出酥雪妍”，“野茗春深苦，山泉雨后甘”，“煮茶与客早归去，落日前山路更多”，等等，可见元代泉州地区种茶、煎茶、饮茶之流行。
四、乌龙茶的起源与茶树无性繁殖：明代安溪制茶技术的发展与创新
明代在安溪植茶制茶日益发展的同时，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乌龙茶”诞生了。关于乌龙茶的起源地，历来有闽南、闽北之争，莫衷一是。但在安溪人看来，乌龙茶的发源地为安溪无疑。因为这里的民间数百年来就流传着一段“苏良与乌龙茶”的传说。据说，明末清初有一位名叫苏良的打猎能手，因常年风吹日晒，长得健壮黝黑，乡亲们亲切地唤他“乌龙”(闽南方言“乌”即“黑”，“良”与“龙”谐音)。一次采茶返回途中，忽见一头山獐从前方溜过，他端起猎枪，击伤山獐。受了伤的山獐夺路而逃。苏良便背着茶篓一路追赶抓捕，由于天色已晚，又忙于宰杀品尝，竟把茶叶搁置一旁。翌日清早要动手炒制时，发现茶叶已经枯萎，叶缘出现如血丝般的红边，闻之却有一股奇特的香味，炒制后香气扑鼻。冲泡品饮，全无平常的苦涩，且香气更足，味更甘醇，众人品后啧啧称奇。苏良细细琢磨，终于悟出了其中缘由：茶青在茶篓中经过抖动，叶缘互相碰擦，从而形成红边，这样制出来的茶叶最终形成天然的花果香味。经过反复实践，苏良将摸索出的一整套新的制作技艺，传给了父老乡亲，大大提高了茶叶品质。苏良死后，人们为纪念他的贡献，便将依照此法制作的茶叶称为是茶业泰斗张天福先生在《福建乌龙茶》中的评说。乌龙茶采制技艺的出现，是对我国传统制茶工艺的一大革新，意义重大。除了乌龙茶的创制技艺，明代安溪茶农大约在崇祯年间(1628—1644年)发现了“茶树整株压条繁殖法”，这在茶叶种植技艺上是一次重大发现。
其具体做法是：在小满前后，选择新梢长势旺盛、芽叶性状较好的茶树，先在茶树周围挖一圈环状沟，翻松其表土，去除杂草根，将母树枝条向四周逐枝扭伤弯压固定于沟底，再把枝条上的小分枝扭伤朝上竖直紧埋土中，让新梢露出1—3叶。每株母树可以压条5—20枝，经过半年至一年的施肥管理，每个小分枝长成茶苗后，即可移植至茶园。这种茶树无性繁殖法的发明，虽然繁殖系数较低，但克服了先前因采用种子繁殖致使种性退化、茶叶品质易变的状况，开创了中国茶叶科学繁殖的先河，在中国茶业发展史上是一次科学创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科学价值。民国年间，安溪茶农就是在此基础上，试验出了“长穗扦插繁殖法”。
有明一代，是安溪茶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官府对茶业控制较轻，农户种茶积极性提高，种茶已遍布西部大部分地区和东部的不少地方，茶叶在市场上的交易日益广泛，且有了一定的名气。尤其清水岩和圣泉岩所产的茶叶品质优良，成为不可多得的名茶。《清水岩志》载：“清水峰高，出云吐雾，寺僧植茶，饱山岚之气，沐日月之精，得烟雾之霭，食之能疗百病。老寮等属人家，清香之味
不及也。”又载：“杏仁茶产岩前及林中，嫩叶赤碧色，形比黄栀较大，若似山茶叶，其质脆。采而揉之，汁沾手掌，绝似杏仁气味，蚁喜食之。岩僧尝采制为茶，泡时一杯只用一叶，或一叶杂他茶泡之亦可。多则味太浓。”除了岩茶、杏仁茶外，清水岩还产有一种“甜茶”，是由灌木似荆的嫩芽制成的茶，其味甘甜，有止渴消暑之功效，相传为清水祖师亲手培植。可见，明时安溪的茶叶品种多样，且品
质已经相当优良。除了寺庙道观外，民间已经将种茶制茶作为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嘉靖《安溪县志》载：“茶，龙涓、崇信出者多。”“安溪茶产常乐、崇善等里，货卖甚多。”时人陈懋仁《泉南杂志》亦云：“茶，晋出者日清源，南安出者日英山，安溪出者日清水、日留山。”明时的龙涓里即今之龙涓乡，崇信里为今之西坪镇、芦田镇、祥华乡、福田乡等地，常乐里为今之剑斗镇、白濑乡等地，崇善里为今之魁斗镇、金谷镇、蓬莱镇等地，留山今属西坪镇。至明中叶，安溪茶叶生产迅速发展，已遍布西部山区的大部分区域以及东部的不少地方，茶叶步入商品化时代。
五、进入外销时代：清代安溪乌龙茶名闻遐迩
清代，由于茶叶外销市场的大量需求，安溪制茶业的发展进入繁盛期，并一直延续到同治、光绪年间。康熙初年，中国茶叶外销迅速增加，“以此(茶)与番夷互市，由是商贾云集，穷崖僻径，人迹络绎，哄然成市矣”，导致福建各地茶叶产区日益扩大。雍乾年间，安溪西坪人发现了铁观音茶树，从此开启了安溪茶产业的崭新时代。乾隆《安溪县志》载：“耕于山者，若地瓜，若茶，
若桐，若松杉，若竹，凡可供日用者，不惮陟岩，辟草莽，陂者平之，罅者塞之，岁计所居入，以助衣食之不足。”开辟山地种茶卖茶，成为安溪茶农的主要经济来源。清末著名茶商兼诗人林鹤年目睹了安溪山村“生意动林济，杉茶遍户栽”，“千里贱栽花，千村学种茶”的繁忙景象。清初人武夷山天心寺出家为茶僧的同安人释超全(俗名阮曼锡)的一首《安溪茶歌》，为后人讲述了17—18世纪安溪人种茶、采茶、茶价、茶名、茶质以及外销的情况，反映了安溪茶农仿效武夷茶的采制方法已到了真假难辨的地步。其诗云：
安溪之山郁嵯峨，其阴长湿生丛茶。居人清明采嫩叶，为价甚贱供万家。
迩来武夷漳人制，紫白二毫粟粒芽。西洋番舶岁来买，王钱不论凭官牙。
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真伪混杂人啧啧，世道如此良可嗟。
安溪茶农向武夷“漳人”茶农学习制作技艺，反过来也为武夷山茶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据郭柏苍《闽产录异》载：“武夷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生，每寺订泉州人为茶师，清明后谷雨前，江右采茶者万余人。”在这“泉州人”中主要来自安溪。清时，安溪已经成为著名的产茶区，其乌龙茶价廉质优，畅销海内外。“茶亦日茗，及芥也。龙涓、崇信出者多，唯凤山、清水岩得名，然少鬻于市。”显然如凤山、清水岩所产的茶叶品质好，是不可多得的，而如龙涓、崇信的茶叶产量大，占有市场优势。安溪茶农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名茶铁观音，发明了铁观音制作技艺，又在明代发明的“茶树整株压条繁殖法”基础上，再创造出“茶树长穗扦插繁殖法”，这些在中国乃至在世界茶史上均具有重大的影响。安溪乌龙茶(铁观音)传统制作技艺，清初主要分布在西坪、虎邱、大坪、芦田、龙涓、长坑、蓝田、祥华、感德、剑斗等乡镇；清末已传遍全县各乡镇和闽南永春、南安、长泰、漳平、漳州等县市，闽北各产茶县及广东茶区，并随着安溪人人垦台湾而传人。同时，随着安溪人大量移民海外，安溪茶种随之播衍。
17世纪始，中国茶叶大量外销，直到19世纪末，中国的茶叶一直独占国际市场，各个阶层的人纷纷加入茶叶的营销队伍，其中有商人、权贵、文人、茶农、寺僧等。在诸如安溪这样的茶叶主产区，一些富裕的茶农拥有较大的茶园，每年管理茶园、制作茶叶占用较多时间和人力，遂采取季节性雇工经营，这一部分人已经渐渐摆脱副业性质，主要转向以制茶业为生。但这些茶农仍然与农业密切联系。同时，清代的寺院、地主、商人参与制茶业颇深，比如寺院，自古以来寺僧除参禅念经外，从事植茶、制茶的很多，前述《闽产录异》“武夷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生”即为一例，而安溪清水岩的寺僧也不例外。为适应茶叶生产与外销的发展，在一些水陆交通便利的地方，逐渐形成了一些以茶叶加工和茶叶转运贸易为中心的城镇。这些城镇中商贾云集，茶行、茶栈众多，大量人口从事茶叶种植、加工或与之相关的行业，如包装箱制作、竹编生产，以及挑夫、搬运工、船工等等，茶叶的产业链已粗具规模，它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成千上万人得以维生。当时除了湖头，诸如县城南门、仙苑、金古、祥云、
魁斗、美滨、元口等码头亦曾繁荣一时。这一时期的商人资本在茶叶经营中相当活跃，他们不仅从事商业活动，还直接投资茶园、加工，进人生产领域，或者放贷给茶农，采取预买制，坐收茶利，这是商人资本控制小生产者的一种方式。
这一时期，一些安溪茶农看到了巨大的商机，开始从生产领域进入销售领域，创办茶号(亦称茶行、茶庄)，专门从事茶叶的营销，并逐步积累资本，扩大经营规模，在闽南的厦门、泉州、漳州，以及广东的潮州、汕头、广州等城市，都有安溪人在销售安溪茶。从l865—1881年厦门海关逐年编制的《海关十年报告》及1882—1941年编制的《海关十年报告》(共60年)的资料分析可以看出：厦门口岸以出口乌龙茶为主，其中安溪茶为主，常驻厦门的茶商根据市场行情频繁往来于口岸和茶产区之间，在这些茶商中就有不少是安溪人。据估计，清末民初，安溪人在本地和外地设立的茶号已达120多家，部分以外销为主。这一时期，随着移民东南亚人数的增加，除了在国内设立茶号营销外，安溪茶商和茶农也远涉南洋，开辟茶叶市场。如乾隆年间(1736—1795年)，西坪尧阳茶商王冬在越南创设“冬记茶行”。咸丰年间(1851～1861年)，新康里罗岩乡(今虎邱镇罗岩村)林宏德制作“金泰茶”，在新加坡交“荣泰号”经销，后由其子林诗国、林书国经营。光绪年间(1875—1908年)，西坪尧阳茶农王量、王称兄弟等6人从台湾返回安溪，将茶叶运往印度尼西亚，在雅加达、泗水、井里汶等地开设“珍春茶行”。此外，茶商王定安、张占魁合办“建成号”茶厂，经营乌龙茶，在台湾盛极一时。五口通商后，葡萄牙商人开始插手欧洲茶叶贸易，从而推动了澳门茶叶市场的发展，安溪茶商在这一时期直接从安溪贩运茶叶到澳门出售。据安溪县崇信里蛲阳乡(今西坪镇南岩村)王氏族谱记载：王三言，字永信，生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早年植茶制茶，至不惑之年弃农习商，最初在漳州、潮州两地贩运茶叶行销，风霜雨雪，益增淬励。后来创办“梅记茶行”，该之斗茶，竞趋若鹜。并由此拓展业务于海外，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遣季子金玉在台北创办“泰山茶行”；遣孙炳炎增设“梅记茶行”于吧城(印尼)。19世纪是乌龙茶风靡欧美的历史时期。据厦门口岸海关资料记载：咸丰八年至同治三年问(1858—1864年)，英国每年从厦门口岸输入的乌龙茶达1800—3000吨，由于当时闽北、闽东的茶叶大多从福州出口，故一般认为，厦门输出的茶叶主要产自安溪。仅光绪三年(1877年)一年，英国从厦门口岸输入的乌龙茶就达4500吨，其中安溪乌龙茶约占40％一60％。英商胡夏米在鸦片战争前曾对福建货物贸易进行调查，并采购了两种安溪茶，在他的记录中写道：“安溪茶，广州售价是十八两或二十两”，“合丰牌，一大箱安溪茶，广州市价约十六两”。据英商的记录：1838—1939年，在广州采购的安溪茶为10.6万磅，约合9万多市斤。
六、风雨同舟：清末民国年间安溪侨亲对故乡茶业的扶持与贡献
清末民初，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随后军阀混战和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致使社会动荡，苛捐杂税，民不聊生，茶业荒废。虽然，1920年西坪茶农在“茶树整株压条繁殖法”的基础上，创造出“茶树长穗扦插繁殖法”；1935年西坪人王成文又对茶树繁殖进行研究和探索，创造出先进的“茶树短穗扦插繁殖法”，然而由于当时茶业衰退，先进技术均未能得到重视和推广。尤其是1938年日寇侵占厦门口岸，茶叶外销停顿，大片茶园荒芜，大批茶厂倒闭，茶叶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当年流传的一首民谣“金枝玉叶何足惜，茶叶不如菜豆叶；茶叶上市没人叫，砍下茶树当柴烧”，深刻地反映了当年民生凋敝的景况。安溪县茶叶年产量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1250吨，一度降到1949年的419.6吨，全县只有茶园2万余亩。
在风雨飘摇之际，闯荡东南亚的安溪人却纷纷开办茶行，销售安溪乌龙茶，倡导人们饮用乌龙茶，鼎力支持家乡的茶业，使安溪乌龙茶市场在东南亚华侨中影响不断，因此，乌龙茶又被形象地称为“侨销茶”。据估计，在1920—1948年间，安溪人在东南亚各国开办的茶行、茶店、茶庄达100多家，安溪茶叶每年销往新加坡800余吨、马来西亚200余吨、暹罗160余吨、菲律宾100余吨。
在新加坡，据侨亲白如冰《新加坡安溪乡亲的成就与贡献》描述：1928年新加坡成立“茶叶出入口公会”时，在30家商号中有一半以上是安溪人开设的。如南苑茶庄、魏新记茶行、王三阳茶行、林金泰茶行、张火元茶庄、王三春茶庄、福美茶庄、集源贸易、源崇美茶庄、高建发茶行、白新美、三和茶庄、林和泰茶庄、颜金泉金记茶庄、颜裕峰茶庄、新高建茶行等。林金泰茶行的“金花”、“玉花”牌安溪乌龙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最为畅销。
1945年，高建发茶行创始人高云平选送的“泰山峰”牌铁观音，在新加坡举行的茶叶评奖活动中，荣获“茶王”称号，新加坡政府奖励金牌一枚、金笔一对。
在马来西亚，有西坪尧阳茶商先后开设的茶行：王友法的三阳茶行、王宗亮的梅记茶行、王长水的兴记茶行、王蛤蟆的新明茶行、王春吹的振华茶行等10多家，以及1925年林宏德之孙林庆年在吉隆坡开设的林金德茶行。
在印度尼西亚，有王炳炎在雅加达开设的王梅记茶行，王长水在垅川开设的万征茶厂，王金彩在北加浪岸开设的东亚大型茶厂等10多家茶叶经销企业。
在缅甸，1921年大坪人张彩云兄弟在安溪创办张源美茶行，以“白毛猴”为商标，加工安溪茶并运销到缅甸仰光，开拓市场。10年后，该商标在缅甸获准注册，成为缅甸人熟知的品牌。此后张氏兄弟除了在安溪建设茶园、茶厂外，还在厦门、漳州、泉州、广州和香港等地开设连锁店，固定员工上百名，年销售茶叶250多吨。官桥人林腾辉在仰光开办了林辉记茶行，蓬莱人林世美也开设了茶行，并出任福建茶行股东经理。
在泰国，西坪尧阳茶商开办的茶行数十家，其中仕源号、玉阳春、瑞珍号、有记号、福记、炳记、南星、清芳、恒泰、恒春、泉胜、阳春茶行、阳春栈、有记、谦记、集友、建丰等颇有名气。龙门人白锡碧1930年侨居泰国后，先后开设了义和发茶行和三九茶行，并出任泰国茶商公会理事长。
在越南，安溪人开设的茶行有：冬记茶行、锦芳茶行、同记茶行、泰山茶行等。冬记茶行早在乾隆年间由西坪尧阳人王冬开设，并先后在越南12个省设立分店，配制“冬记”大红铁观音，驰名中南半岛。
旅外安溪茶商大量经销家乡茶叶，使安溪茶业在艰难岁月中得以维系，他们的爱国爱乡情怀及其重大贡献，永载史册。正如台湾陈钟清《安溪茶叶概说》指出的，民国时期“安溪茶叶除供给本县人作饮料并销售邻县外，大量装配海外，尤以东南亚为最多。装配出口的茶叶，铁观音约占半数，其余半数为梅占、奇兰、毛蟹、水仙、乌龙……每年装配出口一万箱以上，如以每箱四十元计算，最低价值为四十万元。民国20年，安溪茶叶由厦门装配运南洋，总价值近一百万元……安溪每年缺粮约三个月，向邻县或舶来品购人米面，即借侨汇及茶叶的收入弥补赤字，农村经济才不至崩溃”。此外，安溪人在香港地区创办了尧阳茶行、福记茶行、谦记茶行、泉芳茶行等10多家。在台湾省开设了张协兴茶行、王瑞珍茶行、宝记茶行、王有记茶业公司、祥兴茶业公司、正达茶业公司、龙泉茶庄、峰圃茶庄等20多家茶行。
清代至民国时期，安溪茶均由私人资本设立的茶号精制。茶号(即茶庄、茶行)是集收购、加工、运销于一体的茶叶厂商。茶号有大有小，小茶号大多设在本地区，既是加工者，又充当茶贩，把精茶贩卖给大茶号。大茶号大多设在厦门、泉州、漳州、汕头、潮州等闽南、粤东的城市，它们既是制造外销茶的厂商，也兼营内销业务。有的大茶号在茶季时会派人返乡，直接收购毛茶，运回加工出口。据《安溪县志》记载，1921—1945年间，安溪人开设在厦门的茶号有泰美、泰发、尧阳、金泰、和泰、奇苑、联成、三阳、锦祥等40多家；在泉州的商号有玉泉(周耿灿)、玉苑(周植彬)、芳苑(王国祥)等10多家；在漳州的商号有荣胜、连圃、源春、武安、奇苑、瑞苑、裕美等10多家；在本县内的商号有王尧阳、张源美、林金泰、王有记、高源苑等60多家。其中，尧阳茶行为西坪人王淑景于20世纪初开设，其子王文斗后来将茶叶生意拓展到香港。如今，王氏家族的后代仍在香港、台湾经营尧阳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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